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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三千年定都史,为何偏爱这两座城市

 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数百座都城,但真正出名的,十个手指头数得过来,大抵就是“六大古都”或“七大古都”。这其中,称得上超级都城的,其实就两个。

  公元前202年2月,汉王刘邦击败西楚霸王项羽之后,建立汉朝,定都洛阳。刘邦对洛阳很满意,当年跟着他起事的将士们也很高兴。这些人都是山东(崤山以东)人,洛阳离老家近,无论从其势力范围还是衣锦还乡的角度衡量,此地作为都城,都是最佳选择。

  然而3个月后,一个叫娄敬(他也是山东人)的小人物来到洛阳城,面奏刘邦,劝说他改迁国都于关中。这惹得那些既得利益者大不高兴,他们纷纷劝阻刘邦,理由是:洛阳是天下的中心,大吉大利;而关中是亡秦之都,很不吉利。

  大约1500年后,公元1368年,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,犹豫了很久,最终定都南京。这跟他手下的谋臣良将多为南方人有关。其实,他心中理想的都城不是南京,而是长安或洛阳。他曾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及洛阳,研究迁都的可能性。

  从历史大趋势而言,即便没有朱标的暴毙,迁都长安或洛阳亦无可能实现。燕王朱棣后来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,几经曲折,把都城迁到了他的根据地——北京。这才算为大明王朝确定了延续两百多年基业的政治中心。

  

  1 长安:中华帝国前半段的绝对核心

  娄敬是用一大通美化长安的说辞说服刘邦的。张良也在其中起到了“添油加醋”的作用。

  刘邦定都洛阳,内心深处也有依循东周都城旧例的意思。娄敬重点拿东周的衰落出来说事儿。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的历史离刘邦的时代不算久远,周天子虽处天下之中,天下诸侯却没有一个甩他。为什么?娄敬说:“非其(周天子)德薄也,而形势弱也。”

  他紧接着话锋一转,相比洛阳,长安的形势不是小好,是一片大好。具体说来:“秦地被山带河,四塞以为固,卒然有急,百万之众可具也。因秦之故,资甚美膏腴之地,此所谓天府者也。陛下入关而都之,山东虽乱,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。”

  张良也说,关中不仅土地肥沃,农业发达,最关键是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。阻三面而守卫京师,独以—面朝东,对各诸侯国起着相当大的震慑作用。

  刘邦决定听从他们的“忽悠”,迁都长安。他头脑一发热,也没去细想:关中“形势”这么好,秦朝怎么会二世而亡呢?

  在以后历朝历代的定都之争中,我们可以经常听到某地形势险要,适于定都之类的话。这些地方包括长安、洛阳(对,主张定都洛阳的人也说洛阳险要)、南京、北京等等。历史读多了,我们就知道这不过是谋臣们怂恿帝王的话术罢了。形势再险要,地势再虎踞龙蟠,守城还得靠人,难道靠石头?一个王朝到了末路,曾经固若金汤的都城不也说破就破,有的一破好还几次?

  

  不管后话,当时还好刘邦听了娄敬、张良的话,这才有了中华帝国前半段唯一的超级都城长安的诞生。

  秦始皇统一六合,定都关中,不过是本地人顺势而为。刘邦选择关中,是外来政权的认可,对长安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。此后,到隋唐两代,仍旧定都长安,是两代的发家都有赖于关陇集团的撑腰,自然离不开他们的龙兴之地。

  唐朝没必要像西汉初年一样离开政治根据地,另择新都,根本上还是由他们的敌人决定的。汉唐两个大一统时期,边患均来自西北,前有匈奴,后有突厥。长安作为都城,戍边功能自然比起中原地区的城市顺溜得多。而且,长安直抵前线,极大的危机感促成定都于此的朝代均崇尚武力,力图开疆拓土,前有汉武帝,后有唐太宗。

  在汉唐成就霸业的极盛时期,随着帝国版图的西扩,原本偏居西北的长安亦渐居中央,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中心。

  

  ▲汉武帝时期疆域图,都城长安相对位于帝国中心位置。

  2 双中心:帝国都城的东移与反复

  从西周到唐末,中国的主要都城除了长安,就是洛阳。

  与西汉的开创者刘邦一样,东汉光武帝刘秀也面临着定都何处的二选一难题:长安,还是洛阳?

  刘秀集团的主力来自南阳、河北豪族,定都洛阳比起长安,离这两大政治根据地更近。一般而言,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。周、秦、隋、唐如此,辽、金、元、清亦如此。在明朝,明太祖选择南京,明成祖选择北京;中华民国时期,袁世凯选择北京,蒋介石选择南京,同样如此。

  刘邦的不同寻常即在这里。他为了成就更大的霸业,宁愿舍近逐远。刘秀不似刘邦,决定了东汉不如西汉。因为唐代以前,中华帝国的外部敌人主要来自西北边境,故大抵而言,一个进取的王朝更偏向于选择靠近前线的长安,而一个守成的王朝则选择定都远离前线的洛阳。

  东汉国力远不如西汉,打匈奴,打羌,都很困难,只能建都洛阳寻求自保。以后定都于此的西晋、曹魏都是如此。

  不过,洛阳确实有它独特的优势——粮食。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地处天下之中,四通八达,在粮食供应上,得到了基本的保障,各地区朝贡的调集和商贸上的往来都非常便利。

  基于此,定都长安的隋唐两代,从未放弃营建洛阳,呈现政治双中心的局面。

  唐代多任天子都曾从关中逃荒,像乞丐一样就食洛阳。根据全汉升的统计,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,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,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。

  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重心东移之后,洛阳的漕运优势远胜于长安。

  但还有一个问题:偌大中国,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,定都为什么非长安即洛阳,难道没有第三处选择吗?

  周振鹤教授对此有相对合理的解释。他说,因为古代从整个统一王朝的疆域而言,主要部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。而且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唐代,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,这正是中国早期首都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基本原因。在黄河流域最适宜建都的地方,除西安洛阳之外,我们的确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处。

  此外,由于建都的时间都很长,形成了另一个重要背景,那就是这两处人文因素积淀深厚,都从西周开始便是政治中心与陪都所在,朝纲典制衣冠威仪,积渐而下,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拟。

  3 开封:都城东西/南北变迁的过渡

  中国三千年来的都城变迁,用两条线就能划出个大概。

  第一条,从周朝至北宋时期,都城大体平行分布在渭河及黄河中游的东西走向,都城迁移轨迹沿着西安一洛阳一开封一线,呈东西向波动迁移。

  第二条,从北宋至今,都城主要建立在开封、杭州、南京和北京四地,大体沿京杭大运河分布,且这一历史时期的都城较南宋之前而言,其整体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东移,使得都城迁移轨迹为沿着京杭大运河南北向近海迁移。

  不难看出,这两条都城分布线以开封为交点。开封作为北宋都城,是中国都城变迁由东西向转向南北向的过渡。

  

  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中国,此前北方经济优于南方,此后南方经济实现逆袭。对于仍然定都长安的晚唐而言,运河控制权决定了王朝的存亡。一些跋扈的藩镇动辄以切断汴渠漕运对中央进行经济封锁。最危急的时候,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长安,皇帝对太子说:“米已至陕,吾父子得活矣!”

  长期战乱、气候剧变以及运河经济崛起,种种因素决定帝国前半段两大都城,双双衰落,且再无回光返照之日。

 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,汴州(即开封)脱颖而中国三千年定都史,为何偏爱这两座城市出。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,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。控制它,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。

  公元907年,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,灭了唐朝,建立后梁,拉开五代十国的序幕。五代时期,北方政权除后唐定都洛阳,其他四个王朝均定都开封。

  赵匡胤取代后周,建立北宋,仍以开封为都。但与历代开国君主一样,他也有传统都城情结,曾有迁都长安之意,因遭赵光义等人反对而作罢。但此后,有很多人认为定都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失策,更有甚者将其与北宋的灭亡联系起来。

  事实果真如此吗?

  与长安、洛阳在唐后期走下坡路相反,开封城在隋唐五代时期却处于上升阶段。如前所述,开封因大运河而繁荣,地处中原腹地,黄金水道交错,每年漕粮定额600万石,足以保障百万人口的生存以及王朝的运转。同为百万人口的唐长安城,由于路途遥远艰险,一般每年漕运量仅100万石左右,还曾因缺粮引发禁军骚乱事件。

  从军事角度看,随着西方突厥族的灭亡及北方契丹族的崛起,国家的防御重点从西北转向正北或东北。此时,定都长安或洛阳,固然京师本身有山河之固,但由于国都偏西,并不利于抵御外族。

  北宋定都开封,客观上无山川可凭恃,所以用主观努力进行弥补:一是在京城四周构筑防御设施,把开封建成一座军事堡垒;二是宋太宗两次发动收复幽燕的军事行动,企图夺回长城防线,可惜均以失败告终。

  4 在南方:经济中心≠最佳都城

  唐代以后,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彻底由东西对立转向南北对峙。

  在唐之前,以东西对立为主,关中地区凭借地理优势,轮番上演武王灭殷、秦翦山东六国、汉胜西楚、武帝定吴楚七国、北周收北齐等历史进程。此时的都城主要在长安—洛阳—开封这条横线上迁移。

  唐之后,以南北对峙为主,如五代与十国、契丹与北宋、金与南宋、蒙古族与南宋、明与蒙古及满族、清与南明等。相应的,中国三千年定都史,为何偏爱这两座城市都城在北京—开封—南京—杭州这条纵轴上变迁。

  

  南宋是继北宋灭亡后,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的政权。其都城杭州成为中国古代相对统一政权下最南端的都城,同时也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合一的典型。

  但必须注意到,南宋是偏安政权,都城实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合一并不奇怪。如果是统一王朝,这种现象则可能是一种禁忌。

  在中国历史上,就统一政权而言,国都建在全国经济最富庶地区的例子并不多见,数得上号的,可能只有东汉、西晋定都洛阳,明初定都南京,以及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等。汉唐时期的长安其实并非帝国的经济中心,关中虽然富庶,但汉朝的经济中心在河北河南一带,隋唐以后更往南转移。

  大多数历史时期,存在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的现象。东晋王导说过,古之帝王不以丰俭移都。出于稳定国势和向外发展的需要,以并不十分富裕的地区作为都城,是一种常态。这样才能保持经济与文化的流动性,避免畸轻畸重,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。

  以此观之,即便再给南宋十个岳飞,也不可能收复中原。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,从南宋定都富庶之地的那一刻起,就埋下了日后蒙难的宿命。

  5 北京:中华帝国后半段的绝对核心

 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必须分离,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则。但是,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必须重叠,这是另一条不成文的法则,历代君王都谨守不违。稍有差池,就是血淋林的教训。

  两者一旦分离,身处军事重心的统帅若心怀异志,起兵相向,处在政治中心的帝王们就权柄堪忧。这种事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,比如唐安史之乱、明靖难之役等。

  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中原王朝都城随边疆形势迁移的规律:边疆形势是中原王朝的防御重心,即军事重心所在。而军事重心的改变,必然带动政治中心的改变。汉唐都长安、北宋都开封、明朝都北京都是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。

  谭其骧教授曾精辟地提出都城选择的军事条件,即制内御外的性质和作用。内制与外拓是国家政权的两项大事。国都选址须服从全局,审时度势,缜密考虑每一地区国防地理位置的得与失、优与劣。

  自1153年金海陵王定都中都(今北京市)之后,北京就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首都,历经元、明、清乃至迄今850多年,地位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与之比肩。放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也只有唐朝之前的长安能与之媲美。

  为什么?用谭其骧的理论进行分析,不难看出北京作为帝国的优势:一是在南北对立格局中,北方处于绝对优势,都城必须在北方;二是唐宋以后,东北地区及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陆续兴起,致使地处东北、蒙古高原和中原三大地区枢纽位置的北京城成长为全国首都。

  还有一个经济原因,北京处于京杭大运河顶端,交通便利,易于吸收南方财富与漕粮。

  保守估算,从明成祖迁都北京起,至蒋介石定都南京止,北京连续做了500年的首都。期间,尽管有迁都之议,但从无迁都之实。明英宗出征被蒙古人掳了去,不迁都;李自成破城在即,崇祯帝宁可吊死,不迁都;八国联军入京,慈禧、光绪西狩,不迁都……

  所以说,每一座都城的上位,都是应运而生的产物。没有一座都城能够随随便便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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